撰文 | 木又
2026年4月，日本在一周之内发生了两件大事，牧野铣床收购案被叫停，以及日本央行一次性动用5万亿日元进场挽救汇率。
这两件事分别在保卫日本的产业主权和货币价值，有分析文章称日本已经沦为“廉价超市”，品牌失去吸引力，原本的优势产品正在被更便宜的替代品换掉。
曾经被一些人捧上神坛的日本，如何走到了今天的地步？
从巅峰走向崩盘
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，日本从一片废墟发展到世界第二，用了不到三十年，GDP年均增长接近10%。
日本政府把资源集中到煤炭和钢铁，出口导向让日本制造占领全球，终身雇佣和高储蓄率为社会提供了稳定，1980年代，日本半导体超越美国，汽车产量成为世界第一。
一切的导火索发生在1985年，那年9月，美国、日本、西德、法国、英国五国签了一份协议，核心内容是让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，日元被迫升值。
协议签署前，1美元能换240日元左右，一年后变成了150日元，这对依赖出口的日本制造业造成巨大压力。
为了应对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下滑风险，日本央行大幅降息，基准利率从5%一路下调到1987年2月的2.5%，市场上资金变得非常充裕。
问题是这些钱没有全部投入实体企业，大部分涌入了股市和房地产。
1980年代后期的东京，地价每天都在涨，人们相信土地价格永远不会跌，企业把房地产看作比实业更安全的资产，个人投资者疯狂买入股票。
日经225指数从11000点涨到了1989年底的38915点，日本企业甚至大量收购美国资产。
资产价格不断推高的循环机制很简单，低息资金推高资产价格，资产升值带来更多抵押品和贷款，这些钱再回到市场继续推高价格。
大企业之间交叉持股，利益深度绑定，社会心理层面，一种自信或者说自负弥漫开来，很多人认为日本应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，然后就崩盘了。
当然，这份协议不是只会带来崩盘一个结果，同期西德也签了协议，马克升值幅度更大，但它没有经历泡沫和失落。
区别就在于西德选择了产业升级，日本选择了最舒服也最危险的路，用低息贷款保就业，用资产泡沫换时间，这是体制对短期稳定的迷恋压倒了长期理性的结果。
再说回日本，1990年日经指数开始大幅下跌，到年底累计跌幅达到40%，1992年指数跌到14309点。
土地价格从1991年开始崩盘，到1997年日本的地价、股票和其他资产价格总计缩水了超过1000万亿日元。
核心原因在于日本央行的态度从放任骤然转为严厉，1989年到1990年，央行连续五次上调利率，从2.5%硬拉到6%。
配资炒股资金急剧收紧导致资产价格暴跌，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瞬间陷入资不抵债。
企业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，它们只想还债，每一分利润都被拿去偿还债务，企业完全停止了投资，家庭也开始削减消费，增加储蓄，社会总需求出现了严重的收缩。
资产价格暴跌完全由政策失误和群体亢奋造成，日本央行在应该收紧的时候没收紧，在应该缓慢退出的时候选择了急刹车。
三十年的挣扎：三次错过的改革机会
回顾资产价格暴跌后的三十年，日本至少错过了三次重大的改革机会。
第一次机会出现在1990年代中后期。当时银行体系里藏着大量不良贷款，估计超过100万亿日元，同时大银行与大企业交叉持股、深度绑定。
日本政府担心一下子清理坏账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，造成系统崩盘，所以没有选择及时清理，而是尽量隐瞒坏账规模，让大银行互相救助，拖延处理。
这种做法的代价是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靠银行不断贷款维持生存，资源无法流向新产业。
直到1997年几家大型金融机构破产，日本政府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2002年才真正开始大规模清理坏账，这浪费了将近十年，导致日本错过了互联网发展的早期阶段。
第二次机会出现在2000年代初。小泉纯一郎上台推动邮政民营化，继续处理不良债权，日本银行体系恢复了健康。
2002年到2007年，日本经历了一轮经济好转，但小泉改革止于金融层面，产业结构没有根本变化，劳动市场依然僵化，创新体系依然封闭。
日本仍然依赖汽车、电子这些传统产业，在互联网经济蓬勃兴起的时候，日本基本没有参与，没有产生同级别的科技企业。
第三次机会出现在2010年代。安倍晋三在2012年底再次出任首相，推出了三项核心政策：大胆的货币政策、灵活的财政政策、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。
货币政策效果最明显，日本央行开始大量购买国债和股票基金，日元大幅贬值，出口企业利润回升，日经指数大幅上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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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刺激短期内托住了经济，可持续的财政扩张让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从200%左右一路攀升到250%以上。
增长战略基本落空。安倍政府谈了很多结构改革的设想，落实到具体政策层面力度却远远不够，终身雇佣和按资排辈制度没有根本改变，创业环境依然糟糕，数字化进程缓慢。
结果是资产价格复苏了，大企业利润创了历史新高，普通人的实际工资却停滞不前，物价下跌的阴影仍然存在，债务飙升到了极高的水平。
当今日本绕不过去的四个死结
日本今天面对着四个极其严重的长期阻碍，短期的财政刺激或产业政策几乎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。
第一个阻碍是人口严重老龄化和少子化。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29.3%，平均每1.9个劳动年龄人口要养一个老人。
出生率跌到了历史最低，劳动力持续减少，社保支出逐年增加，年轻人的低生育意愿、地方人口流失、消费能力下降，形成了一个持续恶化的循环。财政刺激可以把钱发到人手里，无法改变人口结构。
第二个阻碍是极高的政府债务。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250%，目前这个体系能够运转，靠的是日本央行维持超低利率并大量购买国债。
假设未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0.5%上升到2%，日本政府的年利息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将从现在的10%左右跳升到40%以上。
到时候政府连正常的公共服务支出都会变得困难，根本无法进行财政扩张。
第三个阻碍是产业发展断层。日本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仍然有很强的竞争力，但在代表未来的几个大方向上位置非常尴尬。
日本企业的IT预算大多花在维护老旧系统上，缺乏创新，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商业化应用远远落后于美国和中国。半导体制造的全球份额大幅萎缩，电动车领域也被甩在身后。
第四个阻碍是外部环境的逆转。过去三十年，日本一直受益于自由贸易、稳定的能源价格和可预期的国际环境，现在这些条件都在改变。
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打击了日本核心的出口产业，全球供应链重组让日本面临选边站的压力。
日本的能源和粮食极度依赖进口，资源价格波动会直接冲击经济，日元贬值推高了进口价格，直接降低了家庭的购买力。
这四个阻碍在过去三十年里慢慢形成，每一届政府都选择了最容易的做法：发债、补贴以及拖延。
高市早苗救不了日本，反而可能加速坠落
高市早苗在2025年10月成为日本首相。她的政策主张可以理解为安倍政策的激进升级版。
2025年底，高市政府推出了21.3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配套，市场却不买账，日本股市、债市、汇市同时下跌。
根本原因在于，高市政府的经济措施与以往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货币贬值和财政扩张不能解决日本面临的问题，毕竟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已经不在价格上，再贬值也换不回市场。
此外，高市在政治层面的选择加剧了经济处境的恶化。对抗性的外交姿态直接破坏了与中国之间的互信，重新定义历史的做法让日本在亚洲范围内变得越来越不可信赖。
一个高度依赖出口和全球产业链的国家，在这个时代主动制造对抗，不仅仅是立场错误，而是经济上的自我削弱，也是在加速国家的衰败。
结语
日本走到今天绝非因为某一个人的错误，完全是制度惯性导致的长期衰退。
过去的每一次改革都止于表面，每一届政府都选择了最安全的路径，把问题留给下一任，三十年后，问题已经变得几乎无法解决。
如果没有一场真正触及深层的制度重建，日本的商品会继续失去竞争力，甚至连商品都生产不出来。
高市早苗不是日本的救世主融资平台，她做的那些事反而让日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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